這次的法律課是依台中地方法院103年度醫字第8號民事判決，讓大家去分組，有人擔任病方，有人擔任醫方，有人擔任調解方
因為覺得當病方沒有什麼難度，而且質疑的內容也都寫好了，個人對去鑽別人的漏洞，瓦解他人的說法比較有興趣，所以選擇了醫方，然後醫方也是要負責舉證責任的一方
不過後來各組討論出來的結果，反而不是往醫病雙方對立的方向走，有人質疑，今天可以一檢查出來就立馬開刀，代表醫病雙方的關系一定很好，既然關係很好，應該一開始先試著安撫病方的情緒，不要讓情況走向一定要透過法律解決的地步
雖然我們這組病方蠻好說話的，但我們是透過讓奇言巧辨，反駁病方的質疑做到的，但我看了別組的說法之後，覺得這真得不是最好的做法
也有人覺得案例的老人是自己來看診的，到了晚上才透過醫師告知家屬要開刀，所以代表是不是家屬一開始根本也對老人不聞不問，這點我不夠仔細還沒發現到
後來上課有提到，目前國外的做法，還是先解決人的情緒問題之後，才處理事上的問題，跟我們台灣主流網軍，先解決掉你這個人，自然事就會圓滿是背道而馳，君不見，政黨鬥爭數十年，你就算辨贏又怎樣？輸家又不是一定要聽贏家的
然後仔細下去分析病人為什麼要告之後，會發現，也許一開始只是資訊的不對等，也許一開始是雙方認知上的差異 Or 任何其他的原因
依美國實際統計下來的事件當中，病人告醫師，是為了想要拿一筆錢的比例只有佔22%左右，OK，雖然我不知道這是怎麼統計出來的，但如果是問卷調查，我一開始也會勾是為了公理正義這一個高大上的理由
而另一則統計是，調查538位醫師與住院醫師，如果醫師於醫療中發生醫療傷害時，同意和病患充份告知的比例
97%的醫師，願意於發生輕微醫療傷害時，向病患充份告知
93%的醫師，願意於發生重大醫療傷害時，向病患充份告知
而當實質現況發生之時，向病患充份告知的比例如下
41%的醫師，真實於發生輕微醫療傷害時，向病患充份告知
5%的醫師，真實於發生重大醫療傷害時，向病患充份告知
美國於1970 ~ 1980年代時，為了降低醫療訴訟，採用對訴訟權限制與賠償醫療金額上限的做法，但成效還是沒有很好，因為你還是沒有解決病人為什麼要告的問題，所以到了1990 ~ 2010年代時，改採調解制度、醫療錯誤告知、道歉運動等，最後也制定了道歉法案
依過去法律糾紛的經驗，律師一定會和醫師說，你什麼都不要說，由我來和對方說，新的道歉法案有明確規定，針對認錯、遺憾等字眼，不能做為起訴之依據，它鼓勵認為有錯的一方，先行進行道歉，先修補關係，儘量讓事件不要往訴訟這一條路去走，從「為什麼認錯這麼難」與「為什麼病患要告醫師」的點上做功
2001年，美國密西根大學附設醫院實施完全誠實策略，他們讓醫師可以在醫療傷害發生之時，可以充份告知，也準備了一筆款項用在賠款之上，當完全誠實策略施行之後，從2001年的260件要求索賠與訴訟，一直到2005年，逐年遞減，到後來只有93件要求索賠與訴訟案件，也因為完成誠實策略的奏效，所以才有之後的道歉法案
傷害者與被害人，一開始並不一定要走到你死我亡的地步，最原先的點，僅僅只是無法同理對方的需求而己，最後卻又消耗了大量的人力、物力、財力與社會資源，如果法令可以往先透過修複關係，大事化小，小事化了，這才是從源頭真正解決問題的關鍵
所以台灣政客為了選舉，長期撕裂國家民族，讓人兄弟、父子、夫婦、好友互鬥，什麼時候才能道歉一下，回到過去的詳和呢？